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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

In other on January 2, 2005 at 10:04 AM
托马斯・莫尔(ThomnasMore,1478-1535年)约于1478年2月7日出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莫尔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他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More)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俭持家、正直明达的人,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这对莫尔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当时的欧洲,拉丁文被视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因此,幼小的莫尔被送入了伦敦的圣安冬尼学校,学习拉丁文。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Morton)的家中。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曾担任过英国的大法官,对此莫尔在《乌托邦》中专门做过描述。从他那儿莫尔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响。
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这里他又学习了希腊文,这使得他可以尽情地阅读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评论家中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在这里,他还学习了不少人文主义学科,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他还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科(Pico,1463-1494)的作品很感兴趣,曾将他的作品《十二把利剑》译成英文。这些人文主义者,以及后来莫尔所接触的欧洲大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ousErasmus,约1466-1536)都对莫尔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创作没有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1494年他被迫离开了牛津大学,进入了新法学院(NewInn)学习法学,后又在林肯法学院(LinconsInn)攻读英国法,并很快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古典作品的研究。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相对平静,实则蕴含着矛盾与危机。此时,王权已经对贵族(无论是新贵族,还是那些日贵族)和教会势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宁可要秩序,也不愿意要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王权的维护者。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有着属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欧洲大陆上,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代表着下等阶级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各阶级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虽然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但宗教改革在这儿却完全改变了方向。尽管如此,不同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和斗争却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与罗马教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系列纠纷。这便是莫尔所处的英国的历史背景。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一个律师起步的。此前他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很快便因维护市民的利益,而得罪了英王亨利七世,并受到了迫害。
1504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任王位。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本人的声誉,亨利八世很希望接近他。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曾对他的女婿说过,”若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莫尔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由于他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已见,不肯委屈求全,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莫尔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于是在1532年辞去了他所担任的职务。他的作法激怒了亨利八世,在莫尔隐退后,英王并未就此善罢甘,多次对他进行迫害。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为英国教会的首领,而且他与安娜・宝琳的婚事也被认为有效,宝琳的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要求全英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因拒绝宣誓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7月1日,法庭特别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判。1535年7月7日,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死后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1886年,在莫尔去世三百多年后,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尽管他不是一位正统的天主教信徒。
《乌托邦》这部著作是莫尔作为伦敦商界的代表,于1516年出使荷兰佛兰德斯期间写成的。他的这次出使构成了本书的背景。在这部著作中,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代常见的叙述方式,运用了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假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讲叙出来。为了增强乌托邦岛存在的可信性,他还特意将它与当时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阿美利哥・韦斯浦奇的航海经历联系在一起,将主人公拉斐尔说成是阿美利哥手下的一名随从。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开专制统治者的猜疑;另一方面又可使作品的可读性大增,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任何有关新大陆的描述都会令人们感到新奇,并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读。从《乌托邦》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看,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乌托邦》一书共分两部。在第一部里,莫尔借拉斐尔之口主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以及广大下层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那些统治者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要么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产,为此他们可以耍尽各种手段,设下最阴险而卑鄙的圈套;要么挑起掠夺性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或致他们于伤残。平时还要豢养一批雇佣军,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
统治者们以严苛的刑罚对付下层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一下子就有二十个人被送上同一台绞刑架。”莫尔认为,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本来只想去盗窃的人,便可能连人也杀掉。除非能保证被抓到后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为了能够更安全就必须干掉知情者来掩盖罪行。因此当我们用酷刑去恐吓盗贼时,却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谈到那些新兴贵族和乡绅发动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莫尔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它们吞没了田野、房屋和城镇。在那些出产精美而昂贵的羊毛的地区,那些贵族乡绅,还有那些不知怎样成为圣人的主教们,不再满足于岁租年金和他们从祖传地产中获取的利益。他们觉得过那种对国家无益的闲适奢侈生活还不过瘾,一定要对它造成些严重的危害。……他们拉倒房屋,毁坏城镇,只留下教堂作为羊圈。”这样,”佃农们被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欺诈和暴力的手段下被剥夺了土地,以及一些甚至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中另外的一些人,则遭受了非法的折磨,被逼出卖自己的土地。带着耕作用农具,这些可怜的人们被迫离乡背井–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着幼儿的父母,以及那些并不富裕但人手很多的家庭(离开了农活,这些人又能干什么呢)。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离开那唯一曾经属于他们并为他们所熟悉的家乡,找不到安身之所。他们的全部家典,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但因急于出手,只好低价变卖了。”
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他称”我一直怀疑,在那些将个人所得视为私有财产的地方,是否能够做到一切均等。……我深信,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只要私有制存在,那么人类中的绝大多数,而且主要是那些最优秀的部分,便会仍然承受着贫穷和不幸那难以逃脱的重负。”
莫尔的这些大胆揭露,为当时的英国社会勾勒出一幅立体画,也为第二部分描述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作了陪衬。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莫尔得出了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
在《乌托邦》一书的第二部,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在这部分里,莫尔用了八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标题,系统地为我们规划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莫尔主要涉及了乌托邦人民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乌托邦的官员、乌托邦的社会分层,以及乌托邦的法律制度。首先,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当家作主。乌托邦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岛大会和议事会。议事会设在首都亚马乌罗提城,由岛上的五十四座城市分别派出三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公民组成,其成员每年更换一次,他们商讨那些关系全岛公共利益的事务,他们规定,如果一部法令在距颁布之日三天前没有经过讨论,那么它就不能被批准实施;在议事会或民众大会外商议公共事务,罪加一等;而且,议事会有惯例:不在一个议案提出的当天对它进行讨论,而要留待下一次会议;另外,他们总要派出两位特朗尼菩参加议事会,而且每天都要更换。这些措施保证了议事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次,乌托邦有一套完备的官员制度。岛上设总督、特朗尼菩(或称首席飞拉哈)、摄护格朗特(或称飞拉哈)三级行政官员。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由岛上的二百名摄护格朗特主要从亚马乌罗提城下辖四个区的四位候选人中经秘密投票选出。总督实行职务终身制,但在被怀疑阴谋施行暴政时会遭到罢免。特朗尼菩每年选举一次,没有充足的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只能任职一年。那些试图通过操纵选举来获取官职的人,根本没有希望在乌托邦做官。在这里,没有哪个官员会自视高傲、盛气凌人。他们被尊称为父亲,而且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应有的品行。第三,从社会分层上看,乌托邦社会由自由公民和奴隶构成。乌托邦的奴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国内犯了重罪而被罚为奴隶的人;另一类是在国外犯罪而被判为死刑的犯人。在这里,莫尔试图对第一部分中,人们提出的”该如何惩办盗贼”这一问题,做出详细的回答。最后,乌托邦的法律制度也颇具特色。乌托邦几乎没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师,由人们自理诉讼,法官也能够热练地权衡各种供词,出恰当的判决。
在经济方面。首先,乌托邦人的一切经济活动是以人们的生产劳动为前提加以展开的。在乌托邦,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乡村,不分男女,只要年龄和体力适合,都要参加劳动。那些摄护格朗特,虽然可依法免于劳动,但他们不会利用这个特权,而是通过以身作则来吸引其他人更好地去进行工作。其次,乌托邦人讲求经济效益。他们的劳动者所从事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然需要和便利要求”所必需的职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最受重视,不分男女,无一例外,乌托邦都要轮流从事农业劳动。除农业之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一门手艺,通常人们所选择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职业,包括毛织、纺麻、瓦工、冶炼、木工等行当。而且,他们在大多数必需的手艺方面,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消耗那么多的劳动力。第三,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调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因而没有流浪者和乞丐。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着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可以享受到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这里,”无论在哪儿都不会找到一样私有财产。实际上,每隔十年的时间,他们便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调换他们的房屋。”财产公有是整个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
在科学文化方面。首先,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要尽可能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甚至将人们心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乌托邦宪法开宗明主义阐述了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使所有的公民,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致力于寻求精神自由和心灵完美。”其次,乌托邦人注重促进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他们选拔那些个性良好、智力超常、学习兴趣浓厚的人,作为专职学术研究人员,并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因此,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外,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并有着惊人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在社会生活的方面。首先,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乌托邦根本找不到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这里没有酒馆、妓院、赌场、贼窝,人们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是一些正常而健康的消遣娱乐。在衣着上,人们奉行节俭、朴实、实用,蔑视华服盛装,披金戴银,刻意打扮的人。其次,这里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家庭伦理对乌托邦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家中,妻子服侍丈夫、子女服侍父母、年轻人服待老年人,长者在乌托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拥有很高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乌托邦国就象一个大家庭,总督就象这个大家庭中的”父亲”。最后,乌托邦具备新型的男女关系,女性可以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各项活动,并对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差异,他们在社会诸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又与男性有一定差别。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了很明智的宽容态度。在这里,有的人崇拜太阳,有的人崇拜月亮,有的人崇拜其他的某个星辰。人们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但任何人也不允许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人们尽管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教派,但在所有乌托邦人的心目中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斯密拉”,他被奉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且乌托邦的宗教与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是完全相融的。教士在社会生活,乃至战争中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是和平友好的态度,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拒绝、甚至会去发动战争。乌托邦人很重视与其他国家和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他们会应邻国的邀请,派出本国的公民去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治理。乌托邦人在保证自身供应充足后,会向其它国家出口剩余物品,将所有物品的七分之一赠给那些国家的穷人,余下部分则廉价出售。出售主要采用信用交易的形式,对其中大量的债款,他们从不索还,在他们的一些公共设施里,外国使节和全部外侨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对于那些没有明确归属的地区,乌托邦人按照自己的法律,去建立殖民地,如果当地人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将那些曾被视为贫瘠荒芜的土地,改造成足以供养双方人民的肥田。但乌托邦人也可能会选择战争,主要的原因有:一是在那些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时,所进行的讨伐,这被乌托邦人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二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免遭侵犯;三是帮助友邦将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敌人驱逐出去;四是为了解救那些受专制压迫的民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受到人类同情心所驱使的行为。乌托邦人在战争中很少动用自己本国的公民,而花费昂贵的代价招募那些雇佣军作战,而且这些雇佣军也不准踏上乌托邦本土。
此外,莫尔在这部分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婚嫁习俗、语言文字、医药生,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描述。例如,在思想观念方面,乌托邦人对于人生的幸福等问题有着全新的见解,而且,”乌托邦人已经将野心、派性以及其他一切邪念铲除殆尽”。这些正是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思想前提。
以上简要叙述了莫尔《乌托邦》一书所反映的一些基本思想。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莫尔,不仅深刻地洞察和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将私有制历史地发展到了最高顶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当头一棒;而且还富于天才性地为人们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莫尔也正是以这些天才性的设想而被世人公认为西欧第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当年的很多设想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现实,有些至今仍是我们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位生活在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受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他本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莫尔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莫尔写作《乌托邦》的目的在于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进行社会改良,他的基本立场还是维护当时的社会统治秩序。《乌托邦》原作采用的是拉丁文,这便是决定了它只能在上层社会传阅,而不会对下层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与当时自下而上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首先是由莫尔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莫尔在十几年的为官生涯中,屡任王室秘书,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院顾问官、副财政长官、下议院议长、兰开斯特王国首相、大法官等要职,他始终忠心耿耿地维护现实的社会法律宗教秩序。其次,是由于莫尔的英雄史观。人文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普遍将他们的理想建立在一种天真的、超阶级的人类理性和信仰的基础之上,期待着贤明的国君来启迪人们的理性,唤起人们高尚的信仰。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莫尔,也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这点在《乌托邦》一书中,处处可以得到印证。莫尔将乌托邦的开国者乌托普国王视为伟大君主的典范,几乎乌托邦的所有优良习俗都是由他倡导并由后人继承下来的。最后,莫尔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制约的。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者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更不会展示出她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莫尔还不可能将他们视为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主导力量。另外,莫尔的”乌托邦”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条件充其量还只能是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而且其中也不乏对古代奴隶制的赞美之处;由于当时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莫尔对商品与货币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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